“胡人”甘肃出土一国宝，学者看后感叹：汉人得救并非靠冉闵，而是靠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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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虽然一系列网文的炮制出炉，一向被历代学者忽略的冉闵成了新的网红。使他从一个邺城城主，被推崇为从胡人手中拯救汉民族的大英雄。有些历史发明家甚至煞有介事地说：“没有冉闵，北方汉人就要被羯胡、鲜卑灭绝了”。

读到这些网文，稍微读过些正史的朋友都会哑然失笑。诚然，冉闵在铲除羯胡暴政方面发挥过一些作用，但如果说他是“拯救汉民族的大英雄”，那就非常夸张了。首先，汉民族没有那么脆弱，也绝不会在胡人的屠刀下坐以待毙。即使没有冉闵，他们也能依靠一种特殊的手段抵挡胡人的侵袭，那便是“囤聚坞堡”。

上个世纪，甘肃省高台县红崖子乡红崖村四社曾出土了一件木质文物——彩绘木坞堡。这件文物非常珍贵，是少有的汉魏时期的木质坞堡模型，而其他坞堡模型皆为陶制品。因此，甘肃省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于2002年鉴定其为国家一级文物，如今仍藏在高台县博物馆。

综观此物，该坞堡角墩垛口、女墙、马道、射口一应俱全，女墙上至今仍有一字摆开的滚石垒木;门洞正上方还留有用于攻击门洞内来敌的天井;构思可谓精巧，俨然一座屯兵城池。在平旷、无险可守的河西走廊，百姓一方面可以凭借高墙深垒的保护，却寇防贼，营田积谷，抵御外族入侵。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高墙的保护下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

事实上，从东汉开始，这种坞堡便在河西走廊乃至于中国北方地区广泛存在。到了五胡十六国，天下大乱、羯胡横行之时，这种坞堡更遍布于整个华北。

坞堡源起于东汉，当时豪族地主经济蓬勃发展，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强宗大族聚族而居，营建了大量半封闭式的田庄。庄园的劳动者是“宗族”、“宾客”、“佃客”，主要是宗族中少地或无地而沦为佃客的族人，也有外族破产前来寻求保护的依附民。

东汉中期，河西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羌乱”。为了防御羌人袭击，豪强宗族在河西、关中大量营建坞堡。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当时仅在河内就设坞堡33处，冯诩(今陕西大荔)北部设立坞堡更达500所之众。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横行，中原、河北的豪强地主纷纷用城墙围住自己的庄园，武装佃户、部曲、客民，防备他人掳掠。这些坞堡有多么坚固呢？当时，南匈奴属国趁汉朝大乱之际，脱离了朝廷的控制，他们在单于须卜骨都侯的带领下，在河内地区大肆抄掠。然而由于河内到处是坞堡，不仅什么都抢不到，而且还损失了大量兵力（时民皆保聚，抄掠无利，而兵遂挫伤。）

华北地区的坞堡之主，他们之所以囤聚是为了自保，大多数人都无割据之心，因此常常依附于强势的军阀。以曹操为例，他手下的大将李典、许褚、田畴等人，均为囤聚数千人的堡主。因为堡主有兵有粮食，因此事军阀们竞相拉拢的对象。

到了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羯胡横行。豪强、百姓为了自保，又新建了许多坞堡，其数量令人咋舌。例如并州，垒壁（坞堡）就达三百余，藏有胡汉百姓十余万。而在冀州、青州、司州等地，也分布有大量坞堡，其保护的汉族百姓达到数百万之多。

对于这些坞堡，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采取了又拉又打的战术。一方面，他们会攻击某些坞堡，获取必要的人才财力以及物力；另一方面他们会与坞主合作，承认坞壁合法身份和作为社会基层机构的地位，任命坞主为将军、都尉或当地守宰，因而大多坞壁得以继续存在下去，使堡垒中的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刘渊、石勒之所以承认坞堡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他们仁慈，而是逐个攻打坞堡，代价实在太大，得不偿失。其后，东晋祖逖与石勒交战，其要点也是在互相争夺各地堡主的忠诚。相比于石勒，作为汉人的祖逖自然要更胜一筹，最终将石勒驱逐出了河南。

因此胡人虽然在中原大肆屠害百姓，但在坞堡的保护下，汉人始终没有因战乱和饥饿而灭绝。相反，各胡人政权还会因坞堡的存在而对汉人采取善待措施。毕竟把坞主们惹急了，他们一定会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集体倒向东晋或其他政权。即使残酷如石虎，也不得不用官职和赏赐来换取各地坞堡的忠诚。

所以，北方汉人之所以在胡人屠刀下幸存，并非源于冉闵所谓的“杀胡令”，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没有坞堡，即使出现十个冉闵也没有用。对于坞堡的作用，大学者陈寅恪曾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甚至考证陶渊明描述的桃花源，实际就是一座坞堡。

随着北魏的崛起，北方战事逐渐平息。其后北魏统治者锐意汉化，并采取了轻徭薄赋、均田制等政策。在这些优惠政策下，客民、佃户逐渐脱离坞堡，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而林立于黄河流域的坞堡组织也逐渐消失，成了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