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一间文具店的三百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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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半个月前，北京的荣宝斋以一场名为“翰墨家国”的特展，隆重纪念它走过的三百五十年历程。从前身松竹斋开始，它从康熙年间一路经历坎坷至今，见证了时代的演变。
而支撑这家中华老字号走过三个半世纪的，不是商业理念或经营技巧，而是笔墨丹青的文化。
撰文丨摄影 程启凌
毛笔时代
这家店起初也平平无奇，直到脑筋灵活的张老板发现了官折和官卷这片蓝海。
三百五十年前的1672年，苹果树下的牛顿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十八岁的康熙已经拿下权臣鳌拜三周年，成都的武侯祠开始重建成为今日所见，浙江人张老板在北京的琉璃厂开了一家普普通通的文具店。因为当时琉璃厂的笔墨纸砚几乎全都从南方进货，所以都称文具店为南纸店。
那是翰墨飘香的年代，京城一天也离不开湖笔、宣纸、徽墨和端砚。张老板的这家“松竹斋”，起初也平平无奇，直到脑筋灵活的张老板发现了官折和官卷这片蓝海。
官折，是官员向上司奏事的奏折用纸；官卷，是朝廷科举的考试用纸。朝内大员审阅外省官员呈递的奏折，除内容之外常常还要挑剔纸张款式及质量，视为下级之态度问题。奏折本身没问题但纸张有问题，被阅折人指出轻则罚俸重则降级，所以外省上下官员，均知魔鬼藏于细节之中，于选用之奏折用纸注重纯洁无瑕无可挑剔。
松竹斋即专攻这一细分市场，每一件奏折用纸，必经十余人之手拣选而来，纸张稍有微细之斑痕墨迹即淘汰。虽然售价比其他南纸店贵上五成有余，但售出之纸张绝无问题，况且有奏折权的官员也都是不差钱的主，松竹斋就此挣来了第一桶金。
从乾隆到光绪中期，六朝帝王在京城所用的科举试卷，皆由松竹斋出品。晚清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记载，“南纸铺并集于琉璃厂，昔以松竹斋为巨擘，纸张及文玩古董……制造之工，染色雕花，精洁而雅致。至于官文款式，试卷之光洁，皆非外省所及。”
松竹斋坐落的琉璃厂，向来也是文人士大夫流连之地。道光年间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日记，用纸就来自松竹斋。
当时松竹斋的店主张仰山的书法和篆刻都小有名气，赵之谦、吴大澂等著名书画家皆是座上客。但跟众多家族企业一样，张仰山对书法篆刻的兴趣早就超过了祖先留下来的生意，松竹斋也因此由盛而衰。到十九世纪末，最核心的科举试卷主营业务被同行懿文斋抢走，松竹斋更加一蹶不振。
张家后人因此聘请能人庄虎臣为掌柜，1894年庄虎臣以“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名开办了松竹斋的连号店铺，荣宝斋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庄虎臣的商业才干很快让荣宝斋声名鹊起，但他并未预料到脱胎换骨的荣宝斋正迎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时代：作为书写工具的毛笔被硬笔取代。
硬笔时代
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几乎集合了原有琉璃厂最好的文墨鉴定者和书画装裱工，再加上自有的木版水印工艺，荣宝斋当仁不让地成为书画业界翘楚。
鸦片战争之后，许多新奇事物开始进入中国并形成冲击，钢笔便是其中之一。因为相对毛笔显而易见的便携性和便利性，钢笔开始改变毛笔一枝独秀的地位。
书写工具的变更也是文化的变更。长久以来自右而左的毛笔悬肘书写，被自左而右的钢笔书写取代，更在数十年后令书籍报刊也变更为由左而右的观看。钢笔更快速的书写速度，促使单位时间内信息量输出输入的增加，对固有的教育和科举模式形成冲击。在中国向现代化迈进与文化向大众普及的过程中，钢笔功不可没。
中国士人对毛笔书写的醉心爱戴，却并不会因钢笔到来而改变。
毛笔书写不仅是笔，而是笔、墨、纸、砚的配搭。所以鲁迅才会与郑振铎一起，孜孜搜求书写诗词与信件的顶级笺纸。1933年，北平十家南纸店联合印制了总数三百种的《北平笺谱》，荣宝斋名列其中。
1896年，荣宝斋在其东侧设立了“帖套作”，开始以木版水印技艺自印、自刻笺纸。虽然传统文具的市场在冲击下已大为缩减，但如鲁迅这样的小众人群的需求仍然长盛不衰。资深书写者对于纸张格式的看重、纸张质量的挑剔、笔墨纸配合的适宜度，都不是以快速书写为目的、只求写下即可的大众所能理解的。
这是荣宝斋在硬笔时代生存之道之一。1934年起，荣宝斋历时七年印制鲁迅、郑振铎心心念念的《十竹斋笺谱》，堪称传统纸笺印制的高峰。鲁迅曾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评价：“翻刻成绩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
而另一项新拓展的重要渠道，是书画经营。
荣宝斋成立之初，并无艺术品交易这项业务。庄虎臣之后的第二任经理王仁山，将荣宝斋从一个文具店变成了一处书画交易地。书画家作为生产者，很难直接面对买家市场，因此在荣宝斋这样的地方挂出书画尺幅价格的“笔单”，售出后荣宝斋从交易额中提成。齐白石刚来北京时无人问津，但荣宝斋慧眼有识，将齐的画高挂正中，齐功成名就之后自然对荣宝斋也是青眼有加。
王仁山执掌荣宝斋24年，将一家老字号文具店变成了一处文人墨客的聚集地。但时代动荡，荣宝斋到1948年时已生存艰难。转机也同时到来，1950年，荣宝斋成为北京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1953年私人资本退出，荣宝斋就此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当时的荣宝斋几乎集合了原有琉璃厂最好的文墨鉴定者和书画装裱工，再加上自有的木版水印工艺，荣宝斋当仁不让地成为书画业界翘楚。1952年安徽泾县宣纸制作工业重启，制定宣纸质量鉴定标准的正是荣宝斋。
1959年傅抱石和关山月联手创作挂在人民大会堂的《江山如此多娇》，顶级的纸笔、颜料和助手均来自荣宝斋，傅抱石更将荣宝斋视为北京的家；1975年基辛格访华时提出造访荣宝斋……
1979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工艺臻至巅峰：历二十年时间打造的《韩熙载夜宴图》完成，故宫鉴定给出了“低真迹一等”的评价，其实是已经可以乱真的程度。钢笔取代毛笔的近百年里，荣宝斋没有像众多的南纸店大浪淘沙般消失，反而凭借书画交易、书画装裱、书画精印复制的新业务一路前行。
无笔时代
不论时代如何嬗变，荣宝斋根基始终牢牢立足于书画这一传统文化。
荣宝斋如今有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装裱和木版水印。这两项特长，正是荣宝斋三百五十年来至今不衰的原因体现：不论时代如何嬗变，荣宝斋根基始终牢牢立足于书画这一传统文化。
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辽代契丹大藏经经卷。因为年深月久，经卷僵化硬如木棍，荣宝斋花费两年多时间才将其还原。此前收来的一幅郑板桥画作呈碎片状，荣宝斋也能将其装裱还原。没有荣宝斋的这项技艺，许多珍品书画将永远湮没无存。
木版水印则堪称雕版印刷的高峰，由笺纸印制发展而来，以画家的勾勒和刻工的刀工制作出画版，然后以纸绢印刷而成。相比照相制版印刷，木版水印的优点是墨水颜料及材质与原作几无二致、印制效果达到齐白石徐悲鸿本人难以分辨的乱真地步；短处是极为繁琐、精细、艰辛且耗时，成本高昂。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一处仕女裙，就需要56块画版。总长3.5米的夜宴图有46个人物，1667块画版制作费时8年，最终只印制了35套。虽然代价巨大，但其无可替代之处在于讲求同工同料，现代印刷品无论油墨技术多高，也达不到木版水印的效果。
在毛笔早已退出日常书写、钢笔已被签字笔取代、课堂外的文字更多出现在手机和电脑屏幕上的当下，荣宝斋靠的是以书画文化为核心的多品类经营。如今荣宝斋不仅保留了此前的笔墨纸砚销售、装裱和水印业务，还增加了书画策展、画册出版、金融投资、艺术拍卖、电商直播、教育培训等多种业务，从一个文具店、书画作坊演变为一家现代央企。但一切业务的核心，仍然是书画。
书画是中国传统文明特有的精髓载体，并不因时代的变革而减弱。1980年，书法享誉天下的68岁启功回忆当初：
约在十四岁时，我自己第一次到琉璃厂买纸笔，看到荣宝斋墙壁上以及通道的较高处都挂满了名人字画。我虽不全懂得好在哪里，但那时的惊奇和喜爱的心情今天还记忆犹新。（《我和荣宝斋》）
启功当年在墙壁上所见的各种书画真迹、耳濡目染的各位前辈名家，都在潜移默化中造就着新一代的书画名家，实现了文化的代代传承。
从毛笔到硬笔再到当下的无笔时代，改变的是日常书写习惯，不变的是书画文化的魅力依旧。作为雅文化的典型代表，书画是荣宝斋几个世纪以来屹立不倒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根基于传统文化厚重基石之上、藏于中华民族血脉禀赋之中的文明密码。一家文具店三百五十年来的经历充分证明：不管软笔硬笔、有笔无笔，如今依然是翰墨飘香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