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摄政王载沣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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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1883年—1951年），光绪皇帝的弟弟，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帝溥仪的亲生父亲，末代摄政王。

载沣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军机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年—1911年），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

辛亥革命爆发后，隆裕太后（光绪帝皇后）认为摄政王载沣理政不力，命令他辞职。载沣性善平和、不喜争斗。

1911年12月6日，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回到自己的宅第生活，享受醇亲王的待遇。这一年，载沣29岁。辞职后回到家中，他感觉十分轻松，并且乐呵呵地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末代摄政王载沣的退休生活正式开始。

1928年，载沣迁往天津幽居。

1932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建立“伪满洲国”，载沣拒绝日本人劝降之要求，并怒斥溥仪投靠日本，但此后醇王府的一切开支则由伪满“内廷”拨付 。

载沣安于现状，只希望政府保持对清廷皇室的优待条件不变，没有更高期待。

日常生活中读书、看报、写字、有时也写日记。醇亲王府中一切大小事务都是由他的母亲刘佳氏管理、安排，载沣基本上不管不问。载沣十分喜欢文学，每天必读《资治通鉴》，在炎热夏天的晚上，载沣便领着孩子在院子内，指着天空，给孩子们讲解宇宙中的星辰，把看到的天文气象比如日食、月食的图形用工笔画下来，记在每天的日记里，每天的生活便是读书、陪孩子，可以说这几年载沣的生活很幸福。

尽管载沣很想过上与世无争、远离纷扰的生活，但是，这样一个政治背景深厚的人物，肯定会被一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找上门的。

1912年9月10日，正在北京的孙中山亲赴载沣家中，载沣亲自把孙中山迎进亲王府的大书房“宝翰堂”中。两人刚开始会谈时，载沣有点紧张、不很自然。孙中山对载沣辞去摄政王的举动充分肯定；孙中山对载沣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给予赞许。载沣与孙中山的会谈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气氛较为融洽，双方都比较高兴。临别时，孙中山将自己的一幅照片赠给载沣，还在照片上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

载沣退休后，宅于府中，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读书看报之余，情感需求自然必不可少，但与嫡福晋幼兰志趣不投，爱好迥异。载沣决定纳妾。

1912年，载沣将邓佳氏迎入王府。那一年邓佳氏15岁，成为载沣的侧福晋。

1942年，邓佳氏轻微肺结核，没有接受医疗，后病情恶化去世，年仅45岁。载沣内心无比悲痛，此后至死没有续弦。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要将宣统帝溥仪从故宫中赶出去。载沣希望儿子溥仪能留居宫内，保留逊帝地位。在溥仪还没有被赶出故宫的时候，载沣到南苑驻军营地去了好几趟，试图说服冯玉祥放弃逼宫。

1932年3月1日，日本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为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为康德。载沣向来反对儿子与日本人亲近，溥仪到东北去了，载沣认为凶多吉少。载沣不相信日本人，他对儿子的处境忧心忡忡。载沣不但自己不去东北，还一直把最小的儿子、最小的两个女儿都留在身边，也不放他们去东北。1934年7月，因思念儿子溥仪，载沣到长春去了一趟。在长春住了一个多月后，回到内地，大部分时候都住在北京的王府。

载沣反对溥仪接受日本人的安排，但劝说儿子没有成功。

1942年正月，七弟载涛亲自组织张罗，为载沣举行了六十寿辰盛宴。载涛还请了马连良、孟小冬主演两出大戏。马连良演唱了一出《游龙戏凤》；孟小冬演唱了一出《盗宗卷》。载沣在众人簇拥中欣赏了两出大戏，笑容始终洋溢在脸上，不时发出朗朗笑声。载沣高兴地说：“这是我六十年中最快乐的一天！”

解放后，载沣将醇王府贡献给人民政府以作公用。1950年，载沣把王府出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自己搬到东城魏家胡同46号，后又搬迁到利溥营11号居住。

1950年8月，载沣在得知溥仪在抚顺战犯所里接受劳动改造后，长舒一口气。

1950年冬天，北京异常寒冷。载沣双腿严重萎缩，身体十分虚弱。载涛带他到火锅店吃了一顿大餐，回家后病情急剧化。后来，糖尿病又并发尿毒症。1951年2月3日，载沣病逝，终年68岁。溥任和溥涛料事丧事，将中国末代摄政王载沣安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溥仪曾经说：载沣胆小怕事，难堪大任，无法给予儿子一点保护。

周总理曾这样评价他：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