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军师团长的外甥女，被俘后生下一个儿子，30年来儿子苦寻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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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新四军第三师下属的游击第三大队决定打掉陇海铁路碾庄车站的日军据点。第三大队原名叫邳睢铜独立大队，团级编制，大队长为田宝瑚，政委为石林。接到任务后，三大队情报参谋徐荫堂乔装成商贩赴碾庄侦查敌情，探得消息如下：据点日军只有7个人，配有长短枪6支，手炮（榴弹发射器）1门，日军住在一明一暗两间屋子里，夜间巡逻白天睡觉，车站周围还有1个排的伪军配合。
3月14日，三大队派出11个枪法精准、身强力壮的武装便衣，由徐荫堂带队混在旅客之中进入了碾庄车站。不久之后，一列客车从八义集站驶入碾庄站，7个日本兵在月台上接车，火车离开车站之后，鬼子兵回去睡觉，把三八步枪放在架子上。日本兵刚上床，三大队的战士们便冲入室内，几枪打死了5个日本兵，其中一个鬼子拼死顽抗也被打死在门口。
解决掉日本兵后，战士们在月台东边的货运房里找到了一对日本青年男女。当时这一对男女跪在床头上，铺子刚刚铺开，看样子是准备睡觉。在床上摆着大量日本军票，他们向徐荫堂等人求饶，请求徐荫堂等人放他们一条生路。俘虏了一对日本青年男女，但他们死活不肯走，战士们无奈只得将这二人绑在椅子上连抬带拉带出了车站。
在袭击日军车站的同时，第三大队也在另外一处据点解决掉了那一排伪军。此次碾庄袭击战：击毙日军6人，俘虏2人，缴获手炮1门及部分枪支弹药，解决伪军一个排，第三大队无一人伤亡。唯一漏网的日本兵当时正在厕所大便，听到室内枪声大作时迅速翻墙逃跑，跳进冷水塘中躲了一夜，成了漏网之鱼。
原来这两名被俘虏的青年男女不一般，二人都是“官二代”。女的叫太田延子（原名本田石川），日本大阪市人，系日本九州大学艺术系大二学生，时年22岁，正值妙龄的她身材高挑，高鼻梁大眼睛，皮肤净白细腻，留着齐耳短发，身穿一身白色连衣裙，一副学生装扮。她的舅舅不是别人，正是侵华日军驻徐州的师团长矶谷廉介。男青年叫山中青一，系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其父是陇海铁路徐（州）海（州）的段段长。
这两个日本青年来中国干嘛？原来这二人是一对新婚夫妻，他们来中国是进行旅行结婚的。一周前，他们在徐州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二人来碾庄车站看望当小队长的太田延子的表哥。太田延子的表哥接到他们二人后，当天晚上就遭到了第三大队的袭击，太田延子的表哥和几个日本兵被击毙，太田延子和他的丈夫也被当场俘虏。
两名日本青年被俘后，第三大队将他们押到了江苏省邳州县古邳镇五工头村，他们被押在五工头村小学里，校长每日给他们烧茶做饭顺便看押着他们。这二人哭哭啼啼，一直不肯吃饭。不久后，徐州的日军请来当地青帮大佬陈耀东前来说情，希望能把两个日本青年赎回去。三大队首长知道这两个日本俘虏的身份后，开出了条件：30挺轻机枪，10挺重机枪，100万发子弹，100万元军票。日军回复道子弹和军票如数付给，机枪没有那么多，谈判因此没有成功。
3月21日，苏北日军调集1万多人开始进行报复性“大扫荡”，日伪军兵分六路向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消灭第三大队救出两名俘虏。全军化整为零与日军进行周旋，为了避免两名日本青年被日军救走，第三大队将二人分开躲藏。
当天晚上，当日军猛攻五工头村之际，男青年山中青一用日语大喊大叫，企图引起日军搜索队的注意，呼喊日军前来搭救。山中青一甚至扑向押解的战士，企图抢夺战士们手里的枪支，结果山中抢到了一支步枪，还打伤了一名战士。在危急关头，为了不被日军包围消灭，押解的战士们只得用一条口袋罩住他的脑袋，一枪结果了山中青一。
1941年秋，第二十六团三营陈同谟连接到了押送日本女俘虏太田延子去第四师师部的命令。在出发前，团长一再强调要发扬人道主义，切实遵照优待俘虏的政策予以照顾，不准侮辱女俘虏，要保证她能安全抵达师部。
当时从五工头村到师部驻地江苏泗洪县半城镇，距离有200多公里远，沿途还要经过大片敌占区、封锁线，押送责任相当重。陈同谟连长找来一匹毛驴给日本女俘虏骑，战士们乔装成农民一路跟随。他们昼伏夜行，尽量避开大道和日军据点，太田延子一路上吓得瑟瑟发抖，但战士们并没有杀她，也没有侮辱她，她渐渐变得不再害怕。
经过4天4夜的艰苦跋涉，陈同谟押送太田延子到了半城镇的杨井村，并与前来接应的师部汇合。在半城镇，又饥又渴的太田延子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当天的晚饭是一盆白面条和一碗韭菜炒鸡蛋。一路上的跋涉颠簸，太田延子早已经饿坏了，她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很快将面条和鸡蛋吃完。但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高粱煎饼和盐豆子时，太田延子这才明白原来新四军与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当时因为战争环境和经济困难，战士们解完大便一般只是用树枝、草清理一下。为了照顾好太田延子，陈同谟派人去集镇上买来草纸给太田延子用。为了保证太田延子的安全，太田延子的门前由10几个年纪大的战士把守，并且特别强调任何人都不准擅自进入太田延子的房间。
在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太田延子终于明白，新四军是一支文明、仁义的军队，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肆意蹂躏和残暴形成了鲜明对比。起初太田延子以为自己被俘虏后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在与中国战士相处的这段日子里，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敌国军人的风度，太田延子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并向战士们鞠躬表示感谢。
1942年底，太田延子加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支部部长后藤勇也是一个日本人，他是反战同盟的骨干，负责带领10几个日本人对日军进行喊话工作。太田延子在加入反战同盟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据点里的日军喊话策反，号召日本兵投诚。同年冬天，在太田延子的努力下，有10多名日本兵放下武器投降。
1943年春，太田延子与同为反战同盟的矢口庄司结婚。1944年5月，太田延子的儿子出生，取名为“嘛噶达”，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同年9月11日，彭雪枫师长牺牲，太田延子夫妇代表日本反战同盟参加了追悼会，并且在彭师长遗像前鞠躬。1945年，就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支部部长后藤勇不幸牺牲。
1944年9月，日本战败在即，为了尽快促使天皇投降。在中国的反战同盟总会要求全部反战同盟成员秘密返回日本，加强反战力量。为了行动方便，所有人均不能带家眷和孩子。当时太田延子的儿子才4个多月，太田延子心乱如麻，她想返回日本但无法丢下孩子不管。
9月中旬，在新四军的安排下，太田延子的儿子被送到沟镇高套村一户农家抚养。在临走前，太田延子一个人悄悄地不行了40多公里路，来到双沟镇高套村看儿子。太田延子流着泪为儿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抱着儿子亲了又亲，最后跪在儿子养母的脚下说道：“拜托了！”太田延子说完后，放下一包衣服和两袋奶粉，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收养太田延子儿子的妇女叫刘凤英、养父叫刘一孚，刘凤英当时才结婚半年，突然出现一个孩子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她没有任何抱怨，一家人默默抚养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长到2岁后，刘家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刘太山。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太田延子，山代表中国对她们一家恩重如山。
1960年代，刘凤英与老伴离了婚，但她没有丢下刘太山。她一个人独自抚养一双儿女，逃荒、要饭、吃野菜，但始终没有让两个孩子挨饿受冻。刘太山长大后，刘凤英还给他盖了房子娶了媳妇。1975年春，刘凤英病逝。临终前，刘凤英看了刘太山最后一眼，这才缓缓闭上了眼睛。
1976年底，养父刘一孚恢复了身份，他将养子刘太山接到单位一起生活，给刘太山安排了工作。1988年，刘一孚因为胰腺癌在南京逝世。在遗嘱里他写道：“希望组织出面，继续寻找刘太山的日本亲人。”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多方面寻找刘太山父母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的下落。当年曾有一个与太田延子夫妇回国的反战同盟成员林博二男写信回来说，他曾见过太田延子在大阪。接到这个消息后，中国方面又去大阪寻找，然而最后也是没有任何音讯。
如今30年过去了，太田延子夫妇依旧没有出现，如果他们还活着，太田延子也有100岁了。太田延子夫妇为何回国后再也没有音讯呢？有人推测他们早已经遇害，有人推测他们回国后忘掉了在中国的一切，忘掉了留在中国的儿子。
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人曾以仁义之心善待过他们，让他们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