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清朝是否引领了中国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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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文艺复兴开始于14世纪，当时的西欧笼罩在中世纪天主教文化的一言堂之下，很多人并不知道欧洲历史上曾有过古希腊罗马这么辉煌灿烂的文明。即便知道，也只是耳闻，很少真正接触过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典籍。

那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典籍散落在中东阿拉伯地区以及拜占庭帝国。所以，西欧一些学者开始去有意识地去搜罗这些典籍，还有一些人开始在文艺作品中模仿古希腊罗马文艺的风格。

而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前者强调理性和开放，后者则强调信仰和禁欲，所以久而久之，二者自然会产生冲突。

这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

为什么我说清朝引领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呢？

因为文艺复兴是对天主教文化的冲击，而清代学术则是对程朱理学的冲击。

程朱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要人为割裂掉儒学的一部分。因为程朱理学强调研究四书，而不是五经，但对五经的研究和注解已经贯穿从汉代以来的整个经学发展，并成为儒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汉官方设五经博士，而对五经的不同理解也使得这些经学家各成其派，到东汉时，官方的五经博士已扩充至十四位，对应了十四个派别，更别说那些在野的学者了。而对五经真伪问题的根本分歧，也使得整个经学从汉代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别。

不少杰出学者试图在广采前代各路注疏的基础上，实现对五经解释的统一，如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等。但归根到底，他们儒学研究的重点都放在五经。

而到朱熹开创程朱理学，则把儒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四书。归根到底，四书只是儒家经典被抽取出来的一部分，放弃五经转而重视四书，这意味着儒学研究被人为割裂了。后世学者误以为朱熹等宋儒对儒学的理解就是先贤的原意。加之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许多托古、托名的伪书广为流传，这使得自汉代以来儒学研究的原貌被严重遮盖。

而清儒所做的工作，就是驱散程朱理学的阴霾，对儒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文献进行整理和辨伪，从而复兴汉儒乃至于先秦诸儒对儒学的理解。

为什么这些工作要由清儒去做呢？

因为程朱理学发展到明中后期已经走向呆板、空洞和教条，简而言之就是走向理论困境。程朱理学始终认为“理”是最高律条，人人都要服从这种严苛的道德要求。但它又强调“理”是好东西，最贴合人性，所以大家归根结底是要进行道德自律，而非道德服从。

既要求服从，又标榜自律，这就很矛盾了。王阳明试图稀释这一矛盾，所以才提出了“致良知”。他把“理”从外在律条转化成内在良知，强调求理不向外求，而要向内求，良知人人都有，你觉得顺从良知不舒服，是因为良知被欲望遮盖。但问题也随之产生，因为既然良知人人都有，那也就不用去求了，大家都逐渐放松对自己道德上的要求，但表面上还是一副正道模样，这就是所谓的假道学。

这样的假道学一般都宗王学，他们都自恃正道，故党同伐异，把晚明政治搞得一团糟。清朝建立，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又觉得天命所归，带头投降了清朝。

但还有一些人也是从明末清初经过，他们在反思中逐渐意识到明末王学学风务虚，开始着手纠正学风，从最实处下手，即考据学。

清儒就是在这种学风下逐渐成长起来的，自然也继承了这种学风。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去考证一些儒家文献经典的真伪，果然发现很多经典都是伪书。既然宋儒、明儒读的是伪书，那么他们的观点也未必符合先贤的原意。

而想要探究先贤的原意，那就要从文字入手，因为文字的音和形是为义服务的，而特定时代的字义正是用来承载思想的工具，所以用音韵学和文字学去厘清特定时代的字义，才能恢复先贤的原意。

这就是清代考据学为何大兴的缘故，也是我为何强调是清代引领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正是在清代，清儒利用其扎实的考据功夫，完成了对包括儒家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整理，动摇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儒对儒学的理解。由此，汉儒以及先秦诸儒思想中的一些合乎人性的观点也被逐渐挖掘出来，至少从学术和理论层面上为程朱理学带给世人的道德禁锢松了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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