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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此后，中国先秦文献里关于“羌”或“氐羌”的记载很少，而且含意不明确。到了汉代，被当时中国人称为羌的河湟地区土著，曾与汉帝国发生长期血腥的冲突。此时中国文献中才对“羌”这个人群有深人而丰富的记载。

1、商人为何对羌人如此狠？

在商代甲骨文中，羌字从字形看来，它由“羊”、“人”两个部分构成。甲骨学者大多将此字释为“羌”。在甲骨文中，商人称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为羌方，称那儿的人为羌。甲骨学者曾试图考据羌方或羌人所在。由与羌有关的方国位置关系，陈梦家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山西南部与河南。

李学勤考据商王田猎区域地理，也认为羌方在山西南部或更西的地方。白川静得到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羌在河南西部的平原与丘陵相交的地方。岛邦男则认为羌与羌方在陕西东北沿黄河的地方。虽然学者们的意见有些出入，但基本上他们都认为羌在殷的西方，地理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由于甲骨文中的羌地理分布广，学者们也指出“羌”可能被商人用作西方非我族类的通称。

许多卜辞内容都说明，在商人眼中羌是相当有敌意的西方人群。

卜辞中记录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有时战争规模相当大。有一次，商王曾派遣五族的军队，另一回在战场上用了1万名战士。另一些卜辞，则记载被俘的羌人如何在商人的祖先祭祀中如牛羊般被宰杀，成为宗教仪式中的牺牲。甲骨卜辞还显示，有一些羌人战俘成为商人的奴隶。显然，在商人眼里羌人不仅是敌人，也是可以被视为“非人”的异族。

殷代的“羌”，应是商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人群的自称族号。理由是，首先，羌有时也形如一个被绳子系颈的羌人。这是一个带有污蔑意味的称号，不应是某人群的自称。其次，在周人克商之后“羌”在历史文献上消失了数百年，这也证明“羌”只是商人的异族概念与称号。

再者，共同的自称族号是一个族群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我们相信甲骨学者所言，“羌”分布在广大的西方，那么由当时人群的沟通与相应的社会结群发展程度看来，很难相信当时已存在一自称“羌”的广大族群。

羌字由羊、人构成，很可能当时在商人之西有些人群，他们之所以被商人称为羌(羊人)，或因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羊有特殊重要性，或因他们像羊一样地被用为祭祀中的牺牲。但最有可能的是，如前所言，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农业边缘地区人群普遍以养羊取代养猪，并减少农业活动，这个经济生态上的变化让以种植为生的人群印象深刻，因此以“羌”来称他们。总之，羌原来不是一群人的自称，在汉代之后直到现代，只有接受汉人给予“羌人”之称的人群，才自称“羌”或“羌族"。

2、西周时候羌人为何从文献中消失？

公元前11世纪，周人结合西方各族群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与其盟友逐渐东方化，他们继承了许多商人的文化以及书写传统。西周时留下的直接史料，最丰富的便是西周金文。在西周金文中，“羌”字非常罕见，更无被用作人群称号的例子。有些先秦文献，如《尚书》、《诗经》、《逸周书》、《易经》、《左传》与《国语》等，其中部分材料被认为成于西周，或反映西周时的情况。在这些早期文献资料里，羌只出现在《尚书·牧誓》、《诗经·商颂》与《逸周书·王会》之中。

《尚书·牧誓》是一篇武王誓师伐纣的文告，在此文告中，羌为周人阵营中的八个“异族”之一(其余为庸、蜀、缘、微、卢、彭、濮)。本篇文辞浅易，有些用语又是战国时才有的用法，因此许多学者皆指出《牧誓》为战国时人述古之作。在这篇文告中包括羌的所谓“牧誓八族”大多不见于金文，而见于战国文献之中，也说明这不是商末的作品。

《诗经·商颂》中关于羌的内容为：“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韩诗》与《史记》都称《商颂》是宋国贵族正考父所作，以颂美宋襄公之词。白川静、王国维对此都有考证而同意此说。值得注意的是，这儿所称的远方异族为“氐羌”而非“羌”，在《逸周书·王会》中出现的也是“氐羌”。在商代甲骨辞例中，常出现有(以羌)，意思是掳获或征发羌人。

由字形看来，先秦文献中的“氐羌”很可能便是甲骨文中的“以羌”，只是意义有了变化。宋为商人后裔的封国，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商颂》作者仍可以看到祖先传下来的文献，但他们已不清楚“以羌”的真正意思，而将它当作一个异族称号。总之，在西周时并没有一个当时存在的族群被称做“羌”。

3、周代之戎、姜姓族与羌的关系

虽然西周时没有称为羌的民族，但是姬姓周人的亲密战友兼姻亲姜姓之族，却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羌人的一支。其原因为：首先，在字形与字音上羌与姜有密切的关联。其次，羌人与姜姓都是住在西方与商人敌对的人群。第三，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后汉书·西羌传》。这篇文献记载，汉代河湟西羌是“姜姓之别”。根据这篇文献，西周时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

《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说法，很值得怀疑。首先，在先秦文献与金文中，“羌”与“姜”从来不相混淆。其次，虽然姜姓族与羌都是商人的西方敌人，但他们的地位不同：羌是可以被用为牺牲的人群，而姜姓之族与姬姓周人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氏族。姬姓周人曾受商人之封，为商政治圈的一员，因此他们的姻亲与盟友应不至于被当作野蛮的非人类看待。

再者，姜姓之族的分布主要在渭水流域的中游，由宝鸡到西安一带。如果甲骨学者的考证可靠，那么羌或羌方的分布与位置是在商人与姜姓族的中间。关于戎与西羌的关联，《后汉书·西羌传》中说得更是模糊而牵强。

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四裔传成为中国正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四裔传的内容，主要是对华夏边缘族群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及当代该族群与中国的往来关系作民族志式的描述，有时亦包括同一地区民族活动的传说与历史性记载。

譬如，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首先记载：匈奴其先祖为夏后氏之苗裔。其次，他叙述匈奴的风俗，而后又用相当长的篇幅叙述戎翟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宣称戎狄与匈奴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似乎他只是将匈奴之前北方及西北的民族活动，置于可能有关的匈奴列传之中。

事实上，河湟羌族与“戎”在文化上、社会结构上、经济生态上有相当大的差别。河湟羌族直到西汉前期还与中国无甚关联，而诸戎则相当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河湟羌族是游牧人群；戎相当依赖蓄养动物，但春秋时的戎人并非游牧人群。河涅羌族为了适应游牧生活，早已发展出由大小豪酋统治的分裂性社会结构；各个戎的群体，则统于单一的领袖。

《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的领袖自称“子”(华夏封建国的爵号之一)，以及战国时大荔、义渠戎的领袖也自称“王”，这与西羌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他以“(戎)余众皆反旧为酋豪”来做解释。事实上，分裂性结构是许多游牧社会的特色，这与当地的经济生态与人群亲属关系都有密切的关联，并不是轻易可以变来变去的。

4、战国时候的氐羌

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也成了华夏的一部分。就在这时，““氐羌”出现在中国文献之中。在写成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中，也有关于一个远方异族“氐羌”的记载：他们被掳后不担心被关进牢里，只担心死了尸体得不到火葬。同书中另一个记载则说，西方有些“无君”(不统于国君)的人群，其中之一便是“氐羌”。有火葬习俗的氐羌，也见于《荀子》一书中。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墨子》之书中，但这个火葬人群被认为是在秦之西的义渠，而非氐羌。《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在此氐羌又成为一个人名。

在战国时氏羌或出现在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或出现在记载一些虚构的、神话式的地理、人群与物产的作品中，主要指传说中的某西方异族。因此，当时“氐羌”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称，亦非华夏对某一常有接触的异族人群的称号。

战国时期的东方华夏对于秦以西的世界认识极少。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用了太多的力量来成为华夏，并与东方诸夏争雄。相对的，他们在西方的进展很慢。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了天水一带的冀戎与邽戎，将这儿变成秦的郡县。过了三百年之后(公元前4世纪)，秦人才灭了獂戎，将势力推进到渭水上游，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陇西县一带。

到了公元前272年，秦国才征服义渠戎，将洮河、大夏河流域纳入其势力范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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