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儒者宗董仲舒）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儒者宗董仲舒）
董仲舒是汉时最著名的儒家大师。春秋时期，孔子建立儒家体系，孟子、荀子继承发展，董仲舒以孔孟学说为主体，把当时的黄老之术、阴阳五行、法家法术势等多种学派糅合成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在汉武帝的帮助下，儒家从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上升到“一尊”的地位，孔子更是从此被神化为“圣人”。
儒家成为古代中国统治阶级的施政思想后，“儒家正统”的文化体系由此延续近两千年。谁如果不尊儒学那就是离经叛道，学儒也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政治台阶。《汉书·儒林传》说：“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董仲舒出生于汉文帝登基之年（公元前179年），少时好学苦读，入朝后以才华横溢被景帝册封为博士，负责讲授《公羊春秋》。《公羊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是以问答形式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由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所著。董仲舒被景帝封博士的具体时间已经久不可考，但文景两朝总共只有39年，由此可以推断董仲舒在30多岁就已经誉满朝野。
汉武帝继位元年（公元前140年），亲自招揽“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对策。博士董仲舒脱颖而出，他与汉武帝的三次问答中，从哲学思辨和历史分析角度，为刘彻提供了汉朝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阐述了国家长治久安之道。由于对策的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所以这三问三答被后世冠名为“天人三策”而流传千古。董仲舒对策后，先被封为江都易王刘非之相，继而担任中大夫、胶西王国相等职。
董仲舒在57岁时，辞官后居住在茂陵邑（今陕西省兴平市策村），专事著书立说，收徒传道。当时朝廷遇有大事难事，武帝还多次派人去征求他的意见。
公元前104年，75岁的董仲舒病故，诏令葬于长安胭脂坡（今陕西省西安市城内和平门附近）。武帝出于对董仲舒的尊重，只要路过此地，在三十丈外，就下马步行，所以此处又被称为“下马陵”。
时光如梭，“下马陵”名称在后人的口耳相传中，到唐代变成“虾蟆陵”，这个有趣的地名在唐诗中多次被提及。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女自述身世“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僧皎然的“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行》）、谢良辅的“取酒虾蟆陵下”（《忆长安》）等。
董仲舒以个人才学成就了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地位，谁又能料到连他的陵墓地点名称都成为唐诗中的热词。
二
有一个成语“三年不窥园”，多用来比喻某人治学刻苦专心。这个典故就出自《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自幼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废寝忘食。家人为了让孩子劳逸结合，便在家里修建了一座花园。花园建成后，连续三年过去了，董仲舒也没有踏入花园一步，因为他的心思时间全部放在钻研学问上。
董仲舒大约到30岁时，已经名扬乡里，很多学生慕名求学。他讲学有一个怪癖，就是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帐，他坐在帷帐里面讲，学生在帷帐外面听。由于董仲舒门生众多，为学声誉也日益扩大，因此被景帝选入朝中拜为博士。
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开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征求治国理政的意见建议。
刘彻这次“召贤对策”的内容比较广泛，史书中主要记载了以下三类问题：
一是寻求汉政权的合理合法性。
刘邦起身于草芥，依靠武力夺得政权，建立新王朝。但这个新王朝合理合法吗？天下百姓凭什么要接受刘氏家族的统治？这个问题在西汉初年，刘邦顾不上想，也不用想，谁敢质疑就杀谁。但随着金戈铁马的功臣阶层去世，就会有人提出质疑：凭什么是你做皇帝？那我们也可以夺你的江山做皇帝？谁实力强手段狠谁就能当皇帝？如果这种思想观念一旦风行传播开来，那将会朝中明争暗斗，天下永无宁日。
二是探索当前的治国方针。
西汉建立之初，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百业萧条，在此环境下，黄老学说奉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方针能够满足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经过汉朝数代皇帝的接续努力，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国民都积累了大量财富。但黄老之术也为诸侯王和地方豪强势力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发生变化。如何调整汉初“无为而治”的方针，采取新的治理政策，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内安诸侯、外抵匈奴，成为当时主要政治任务。
三是尝试治理人才选培方法。
汉朝之初，开国功臣派综合素质整体较高，基本满足了中央以及直辖郡县的官员需求，诸侯国内的官员则由国王自行任命，不需要皇帝考虑。但功臣和外戚也有自己的算盘，他们都想通过垄断官员选拔来保护自己利益，因此官吏选拔主要从子弟中推选，并设法阻止皇帝从其他阶层选官。武帝时期，开国功臣都已经离世，朝廷官吏数量质量都存在缺口。随着对外统一战争和国内各项改革的推行，如何建立贤才的培养选拔体系，改进现有选官制度中的不足，已经成为新皇帝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
汉武帝与董仲舒之间对话的“天人三策”，是治国理政思想的碰撞，董仲舒的回答逻辑体系完整、思路行云流水、语言准确得当，后人读之备受启发、无不拍案叫绝。
第一个问题，董仲舒的解决方案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汉书》记载，在董仲舒对策的前一年，天下并不太平，发生了众多的灾异：
春二月，辽东高庙灾；
夏四月，高祖陵园便殿起火；
夏五月，太皇太后崩；
秋八月，东方现彗星，长竟天；
… …
董仲舒的论述先从这些灾异开始讲起，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天是明察秋毫、赏善罚恶的最高主宰，天意与人事交感相应。天能影响人事，天象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人事感天化地。如何才能减少天下灾异，需要通过礼乐教化，君仁臣忠，才能天下大治。
从“天人感应”又推论出“君权神授”：国君权力是天神授予，只有顺应天意，才能长治久安。皇帝如果暴政残酷，上天就会发出灾异警告，皇帝收到警告后，依然不思悔改，那上天就不会再支持这个朝廷和君主。周朝取代商朝，汉朝取代秦朝，这都是上天的旨意。
“君权神授”的说法迎合了刘彻的心意，他为自己执政的合理合法性终于找到了理论根据。这套理论也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皇帝和群臣之间，用道德来平衡权力界限的格局。皇帝的权力并不是大而无边的，不受任何约束，他必须遵从“天意”，恪守“天道”，才能实现千秋万代。
第二个问题，董仲舒的解决方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汉朝初期，社会主要矛盾是温饱安全问题。当这个问题陆续解决，广大民众在精神荣誉、财富物质等需求就接踵而来。这个时候，如果不改善原有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依旧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那离“天下大乱”的日子又不远了。而且当前诸子百家并存，百姓不知道该信奉遵守哪家学说言论，所以需要用统一思想法令，维系稳定社会秩序，以此确保汉朝长治久安。
董仲舒在这次策问中，还没有把这种思想清晰的表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仅仅表达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后来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赞赏董仲舒，率先提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到了现代，学者们多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概括汉武帝的文化专制改革，并将这一政策的推行归功于董仲舒。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评价“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意思是董仲舒之前，各家学派都可以发表政治主张，阐述学术观点，“平等”的“发声”，“平等”地接受人们的“选择”。没有超越其他“子”之上的“子”，也没有超越其他学派之上的学派。但进入经学时代后，“儒家已定为一尊。儒家的典籍，已变为‘经’。这就为全国老百姓的思想，立了限制，树了标准，建了框框。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思想都只能活动于‘经’的范围之内。人们即使有一点新的见解，也只可以用注疏的形式发表出来，实际上他们也习惯于依傍古人才能思想。好像是两腿有病的人用拐杖支着才能行走，离开了拐杖，他的腿就不起作用。”
第三个问题，董仲舒的解决方案是“设立太学、察举贤良”。
人才培养是为政要事，董仲舒建议官办教育，国家设立太学，各县邑设立乡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各朝代的称谓有所不同，但皆定义为国家最高学府，武帝随后在长安立太学，设“五经”博士，分别教授儒家典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首批子弟50人，到西汉末年，太学博士子弟达到3000余人，太学的建立对中国文化千年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选官制度要随时随势而变。夏、商、西周时期“世卿世禄制”，战国出现“军功爵制度”，各路诸侯又兴起“养士”之风，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
董仲舒建议诸侯、郡守每年必须向朝廷推荐两名人才，推荐的人合适恰当，则予以奖赏，否则予以惩罚。这种方式既可以为政坛注入新鲜血液，杜绝朋党勾结，又能通过举荐结果，检验臣子的忠诚和眼光。
汉代逐步建立的这套选拔官吏制度，称为“察举征辟制”，是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刘邦曾经首下求贤诏，开察举先河。惠帝、吕后设立了察举科目。文帝开展了两次大范围的察举，并且定下了“对策”和等第方法。武帝时“察举征辟制”日趋完备，有了统一的选拔标准和程序办法。这套制度打通了下层百姓进入权力决策层的路径，从此实行了300年之久，成为重要的选官制度。后来又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才发展成“科举制”。
四
董仲舒的对策言论，武帝很是认可，但汉武帝想推行儒学，必须获得窦太后的认可支持。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是极力维护黄老之术的“顽固派”。武帝在登基之初，老师卫绾、王臧曾经动员推行儒学，但遭到了窦太后的坚决反对，最终卫绾、王臧等人被问罪自杀，这次问策结果当然也没有直接运用。直到武帝登基5年后，窦太后去世，武帝才能够放开拳脚，推行自己的治国主张。
武帝因对策识才，随后派董仲舒给江都易王刘非任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性格粗暴、志大才疏。他对董仲舒极其尊重，甚至主动把董仲舒赞誉为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并希望董仲舒如同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图谋篡权。
董仲舒主张“大一统”和“王道三纲”，他极其反对刘非的不义之欲，便经常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仁。”意思是做人要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提升修养不急于谋取成果。
董仲舒反对刘非称霸，他提出：要致力于德化民众，才是仁的最高境界。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所以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尊崇。
董仲舒做江都易王相六年，没有卷入政治斗争，而主要开展明理教化、祭祀礼仪等活动。
五
公元前135年（刘彻继位第6年），董仲舒因一篇以天象灾异批评汉武帝施政不当的奏章，在个别人等的告密和诬陷下，引起武帝震怒，决定将其斩首，群臣进谏劝说，武帝怜其才，又下诏赦罪，罢免了江都王相。董仲舒从此不再说灾异之事，回乡设馆收徒。
公元前125年，居心叵测，嫉妒董仲舒才华的丞相公孙弘，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性格古怪、手段残忍，前任的国相大都不得善终。董仲舒毕竟是当朝知名大儒，刘端对他还比较尊重。董仲舒也谨慎自保、低调藏锋，在任国相四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终于获准告老还乡。
董仲舒从此到去世的18年间，在茂陵邑专注于学问钻研和教书育人。他探究古今，对《春秋》大义引申论述，评判得失，作《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文章。《蕃露》是董仲舒论述《春秋》诸篇中的名篇，因“蕃”与“繁”古字相通。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隋唐时期的辑录者以《春秋繁露》为文集名。此书现存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
董仲舒虽然不在政治中心，但仍关心朝政大事，甚至在临终之前，还向武帝递交奏章，反对盐铁官营政策。
董仲舒把先秦儒学与各类学派融合改进，使儒学思想体系更符合汉代社会的现实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把儒学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儒家典籍由此成为国人尊崇之“经”。
西汉刘歆尊称董仲舒为“群儒首”，东汉班固敬奉董仲舒为“儒者宗”。
下期预告：《马邑之谋》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如果实力过于悬殊，双方最终结果更接近动物界的食物链，所达成的平衡和谐关系，如同永不满足的饿狼和嗷嗷待宰的羔羊，狼只有在吃饱的时候，才会和羊暂时做一会朋友。
